黑箱日记  黑箱日志(港)/Black Box Diaries

伊藤诗织来了《黑箱日记》在MIFF的映后。

出于尊重没有拍照片或视频，但大概记录下她说了什么吧：

➡️“如果你有创伤，那么写书吧，或者拍电影吧，或者打拳击吧… 希望大家也去看看《左钩拳》”（本届电影节关于childhood sexual abuse survivors的一部纪录片）。

➡️“写书最后改稿的时候，和编辑们吵了许多次。我不想把我的愤怒放进去，我想保持记者“第三人”视角的冷静和专业。这部片子的剪辑阶段也是，我不想把我直面镜头的那些时刻放进去，或者痛哭流涕的时候… 但我意识到’if I leave those out, I have no film’”。

➡️“关于为什么要把医院那幕留下来… 事实上我早忘了给爸爸妈妈拍过这么一段视频遗书。是剪辑阶段我的团队过了一遍我手机里的视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资料，这才发现了它。我本不想放进去，还是，太emotional了。但我想，如果我是拍另一个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我会怎么做呢？于是我保留了它。”

➡️“关于酒店监控视频的取得… 刚开始检察官A并没有去调查，但我想这样的记录很有可能被删除，或者自动抹除… 或许一周，或许一个月后。我不断重申监控的重要性，最后是经历了另外一个civil case，才拿到这份记录。为了得到用在本片中的许可，又自付了4500美元。”

➡️“日本关于性侵犯的法案近一百年没有重修，17年的时候最低的同意年龄从13岁增加到了15岁… 希望这只是个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关于consent的法条，虽然本片在日本还没有发行商，但希望这部电影可以促成一些改变。”

➡️“事情发生几个小时后，我去见了我妹妹。我们之前约好一起去逛街吃东西。见到了她我装作一切如常、无事发生，但看着她… 那时她在上高中，我无法想象类似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我不能就这么继续我的生活，我知道我可以选择沉默，掩埋这段记忆，但我不能再沉默。rape是sexual assault最严重的形式，但其实从小到大… 穿着校服乘公交，女学生总是被当作捕猎的对象，会被grope。但报警有什么用呢？警察做不了什么，还白白空了一天的课。这样的应对方式从小就在练成。”

➡️“我爸爸妈妈还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讲这个片子，现在他们只知道我做了个片子（笑）。我希望他们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和大家一起。”

➡️“我的书发行之后几个月，#metoo运动才开始，所以我从没有机会‘hashtag metoo’，但大家叫我‘那个metoo的女孩’。这说明日本社会至少开始重视类似metoo的运动，这是向好的趋势。”

➡️“对于Yamaguchi依然在业内这个事实… 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我把去参加了他的记者问询当作我的胜利之一。我是作为专业记者去的，我看着他，我记录了他的’side of story’，他也想要他的‘metoo moment’，没问题。”

➡️“酒店的门卫先生愿意公开站出来作证，真的令我非常感动。其实他一直都愿意：他早看到了报道，但他以为要开庭时，他自然会被检方传唤到庭作证，所以之前才没有主动联系我。在座的各位或许经历过与我类似的创痛，或许亲密的人经历过类似的创痛。我希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 我… 能站出来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

➡️“在座又会说日语的吗？…敬语是日语语言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我意识到，当事情发生而我试图反抗时，我下意识说的是‘请您停下’，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跟他讲话的，一个比我年长且位置更高的男性。当然，他没有停下。接着我说’fuck off!’，他停下了。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英语给了我更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权利。我意识到，日语语言很多时候从根本上束缚了女性表达自我的空间。现在我会和女友们聚会，教她们说’fuck off!’”

➡️主持人问她片中反复出现的那首歌，现在还在survive吗？伊藤诗织开始哼唱“I survive”：“我有survive，我在survive。这部电影不是句号。大家看到片中，我们冰箱里有5L的box wine，我现在不喝那个了… 喝澳洲的好葡萄酒！（笑）我的团队和我带着这个片子到处走，看到大家的反应，映后和大家见面，我无从诉说观众、观众的爱、观众的目光与肯定对于我的团队、对于我有多么重要。这肯定是很漫长的一晚，希望大家也照顾好自己，take care and treat yourself，或许来杯box wine！（笑）酒精不是问题的答案，但酒精有时候能帮上你的忙（笑），谢谢大家。”

随着她说完，观众第四次ovation，所有人站起来为伊藤诗织鼓掌。她笑了，她站起身向大家鞠躬致意，她给了主持人一个拥抱，她自己把她的椅子搬下了讲台。

每一个性侵的案发现场，都是被隔绝的私密空间，是不可知的“黑箱（black box）”，因此，它们常常被湮没在黑暗之中，直到勇敢的女性向其投射探照的光束。

在日本，第一位打开黑箱的女性名叫伊藤诗织，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陈述了自己被性侵、提出申告、检方判定“不起诉”、自己递交复议申告的一系列事实。这使她成为日本第一位公开自己长相和姓名来实名控诉性侵的女性，而彼时，距离她遭受性侵已经过去了两年，那两年中，她曾无数次对警察、律师、媒体人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当所有的门都对她关上之后，她尝试了最后一个可能性：与公众对话。

后来，metoo运动席卷全球，但日本似乎迟迟未有响应，而伊藤诗织则出版了《黑箱》持续为自己发声，同时向性侵者山口敬之发起民事诉讼并于2019年12月18日胜诉，但那并不是终点。

2024年4月3日，恰逢事发九周年的那一天，我在HKIFF《黑箱日记》的放映之后见到了伊藤诗织，她留长了头发，笑的那样真诚、轻松和坦然。那一刻，我仿佛终于看到纪录片的结尾，确信这个漫长、痛苦的女性灾后自我重建漂亮的完成了。

文：荼白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伊藤诗织的不幸和幸运，或许都来自于她的职业身份——新闻记者。身为记者，伊藤拥有一种天然而强烈的使命感——传播事实，这就意味着她无法像绝大多数日本女性一样选择沉默和遗忘，因为噤声将是对自我职业身份的最大背叛。从另一方面来说，记者的身份也让伊藤构建出了一个“第三者视角”，将“受害者”伊藤与“记者”伊藤分离开来，这就类似于心理学中的“解离（Dissociation）”。解离，是许多人在遭受创伤之后常常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将自我分离，以减轻和降低痛苦，使其保持在个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日本之耻》到《黑箱日记》，我们常常能看到伊藤这两种身份的互相撕扯和彼此拯救。记者伊藤，保持着极高的职业素养，冷静客观、高效表达；受害者伊藤，克服着强暴创伤综合症努力前行，伴随着屈辱、无助和随时可能袭来的惊恐发作（panic attacks）。

除了身份的分离，伊藤诗织体内还有两种不同文化的拉锯，一种是她成长过程中浸淫的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她海外求学所吸收的欧美文化。纪录片中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的交替出现成为这种文化拉锯的显像表达，说英语的伊藤显得更加放松与理性，说日语时则相对拘谨，也有更多更为柔软或者示弱的时刻。

日本的社会文化无疑给伊藤诗织施加了另一重暴力：警察队伍中仅有8%的女性警员比例让她不得不忍受向男性描述案发细节的难堪、人偶还原案发现场的做法也无异于二次施暴；电话求助强奸援助中心却被拒绝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她花两个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亲自上门；发布会上没扣的第一颗衬衫纽扣成了“荡妇羞辱”的最佳借口、醉酒更是成为不设防的原罪……n在日本的文化中，女性从不被允许表达性，而男性对“性同意”的认知也还停留在“接吻/醉酒=性同意”、或者“拒绝就是同意（欲拒还迎）”的史前文明时期；日本的司法同样十分落后，当时（2017年）关于强奸罪的立法还停留在1907年，起刑点甚至低于盗窃罪。

在伊藤身上最直观感受到两种文化交锋的时刻是在案发当晚，她要求他停下来，却不敢用日语表达，因为日语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取悦（国男可能对“雅美蝶”有同样的感受），于是她只能选择用英文咒骂：“FUCK OFF!”山口却用日语说道：“很好，你被录取了。”那一刻，文化和权力的碾压足以让人窒息。

性侵，从不是关乎性，而是关乎权力和暴力。对女性来说，性侵无疑是一场对灵魂的谋杀。那一刻，她的灵魂被杀死了，破碎了，然后，她小心翼翼的拾起这些碎片，一点点的开始重建自我。“被强奸的诗织”成了无法撕掉的标签，“第一人”的勋章也宛若枷锁，公众和网络带来声援与咒骂，恶意和善意一同蜂拥而至，她知道时间并不是治愈的良药，只有每一个当下的行动才能让她挣脱沼泽，所以她大声的表达、用力的微笑、大声的唱“I WILL SURVIVE”、煮一杯咖啡、吃油炸甜面果、穿着睡衣在清晨散步……在伊藤诗织一点一滴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最勇敢的一个举动就是自己成为主导者，完成纪录片《黑箱日记》，这一次，她从被凝视的对象转换成自我凝视，直面影像中的自己，也重新面对当年的录音和监控画面，这是一次更加私人、更加赤裸、更加锋利的自我剖析，也是一次更为勇敢、更为坚定、更为完整的自我重建。

她说，终于可以欣赏四月初绽放的绚丽樱花，也不再害怕胡子和秃头，她终于可以从“活下来”的状态转变为更加轻松不费力的“活着”，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受害者，只是自己。n回望这九年，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比如那个曾经拒绝提供建议的强奸援助中心，如今会在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出发陪伴受害人去医院；性别平等局在日本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虽然按照国际标准每20万人就应当设立一个）；日本议会改革了强奸法，将最低刑期从3年增加为5年，并且允许男性作为受害人提出申告；上野千鹤子等众多女性学者牵头发起刑法更改请愿书，将“非自愿性交定义为犯罪”；杰尼斯·喜多川的性侵问题终于被正视；与山口敬之交情匪浅的安倍晋三也已经成为历史……

但法律和大众仍在要求“完美受害者”，女性的困境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发声，因为每一个受害者，都是没有逃脱的我们，而每一个我们，都不过是幸存的她们。所以，在4月3日的晚上，观众们才会在尖沙咀英皇戏院迟迟不愿离去，我们聚在一起，跟伊藤诗织简单地交谈、合影、拥抱，她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再认认真真的写下“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那一刻，我突然想到那句话：一滴水也许无法改变任何事，但聚集起来，就能形成海啸！

“任何时候，我的声音都能化作你的声音，或者你珍视之人的声音。”

——伊藤诗织

“When I speak, I always feel I am naked. But today, I feel I was covered with blankets…”started to cry from this moment. How can she be so strong, courageous, steady, but also vulnerable, beautiful, and so cute at the same time. Cannot imagine all the tears behind her smile. Even when she wanted to end her life, she was smiling in tears.

Yes, i want to believe, what’s the softest in the world can rushes and runs over the hardest in the world. 每当想放弃，就记得想起她。感谢你给我勇气。

@ZFF with director

时隔四年，又见到了伊藤诗织，她带着她的电影作品来到了纽约。作为MoMA国际非虚构电影和媒体节的闭幕影片，《黑箱日记》在MoMA电影院放映两天，伊藤诗织出席了第一天的放映，并举行了映后对谈。

去之前，我回顾了下四年前去参加的《黑箱》签售回来以后写的流水账。彼时的题目是《黑暗中握紧的手》，想起来当时的连线，感慨万千。那时候的伊藤，还打着官司，在我看来有些担忧，还是弦在鼓励她，告诉她未来还有很多美好。现在，伊藤胜诉，她的过去被记录被公开。而另一个人，我甚至都自我审查地小心不提及她的名字，但希望她过的开心和快乐。

放映当日，纽约下了一天的大雨。但影院基本都坐满了，大概还是以日本人和美国人为主，也看到了一些中国人。从性别上来说，亚洲女性居多，欧美男女一半一半吧。

电影中7点10分开始了，主持人简短地介绍了两句，说伊藤诗织也来了。大家回头望向门口，我看到她的时候，想哭的想法就突然上来了。

电影是更加完整地叙述了她的经历。她因为想找个社会类型的记者岗位，答应了与前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吃饭，吃饭时伊藤诗织感觉到迷昏，后山口敬之把她带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伊藤诗织醒来后发现自己收到了侵害，并报警。也记录了警察的处理态度，伊藤诗织进行刑事上诉，但刑事诉讼失败，又进行民事上诉，民事上诉胜利，后山口敬之申诉，到最终裁决伊藤诗织胜诉。有人支持她，有人骂她，也有人拿她来制衡安倍势力。从2015年到2022年，近8年的时间，她把自己的事情拍成了一晚上能看完的电影，或许对她自己是个交代。

我预想到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催泪弹，但没想到其实是催泪瓦斯。记不清到底为多少个细节哭泣，只是记得一开始断断续续的哭，到最后眼泪就一直不停的流。我为警察A愿意为她接下这个案子哭，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有一群支持她的朋友哭，我为有因此建立支持她的后援会哭，为她出书时那些女性鼓励的话而哭，也为伊藤说她之前都觉得自己是赤裸在公众，而有了那些鼓励的话像是给了她毛毯而哭，为她与母亲的电话哭，更是因为酒店大堂的人愿意作证她不是自愿去的酒店，并在电话里说他支持她，愿意为她做一切，可以公开而爆哭。

她的成功可以复制吗。这个疑问在我心中想了很久。她后来提到去年日本还有一个女生被判败诉，被迫站出来发声，寻求公众支持。那么她为什么能民事胜诉。是因为山口敬之是安倍的朋友和自传作者，所以在日本大选前，他的对手可以利用伊藤的案件，一来可以说安倍包庇个人亲信，二来也可以把安倍的自传下架，以此试图组织安倍连任？或许是因为有酒店大堂工作人员这种第三方的证词，说伊藤诗织是被迫？或许是因为她出书，也有海外媒体做的专题纪录片，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给检方施压？

放映结束后，主持人准备了几个问题。关于拍摄电影的动机，伊藤诗织说她本来是想记录下警察对待自己的态度，他们是如何忽视这个案件，日本法律的不足等等。拍摄是件没那么困难的事情，她会拍，她的朋友们日常也会拍下来记录生活，真正难的是剪辑，选择哪些素材放到电影当中。提到了书和电影的区别，她说书更倾向于从案件调查角度，在写书的时候，她避免去表达情感，而是从记者的角度去描述。但是，当她拍电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是愤怒的，心情是有起伏的，需要表达出来她的情感。

伊藤诗织提到，她的案件也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比如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将百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强奸罪修改为强制性交罪，并加重了罪责，把男性也列入受侵害对象，媒体对这类案件的报道也多了。虽然日本法律没有做出其他实质性改变。

有人问，这部电影会在日本上映吗。伊藤回答她希望，但她的策略是在海外先上，希望可以回到日本上映。

我本来想问她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主持人问了。但我还是想说几句，变举起了手。看电影哭的太久，导致我一张嘴声音还是带着鼻音的，很多人都回头看我，本来大脑空白的我，就更空白了。我说我四年前在中国的签售活动上见到了你，很高兴今天又再次看到了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次活动上你和一个女生连线，当时她也因为类似案件起诉了一个著名主持人，但是她败诉了。是否可以分享下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遇到这类事件，甚至起诉但失败的人说的？ 我最后想说，我也跟一个中国朋友说我今晚要来，我们想告诉你，在日本以外，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人关心和支持你。我终于用支离破碎的英文讲完了我想说的话，感谢爱鼓励的美国人们给我鼓掌，坐在我前面的中国妹子回头给我握手鼓励，旁边的老外也说我问的挺好。

伊藤说，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四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在日本，关注这类案件的人都是中年人，但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去她的签售。在签售活动的时候，举办方说不能说一些词汇，但即使这样她也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的力量，虽然有各种限制，但是大家会以谐音的方式表达。她想说在这里案件后，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可以选择公开，但是不说出来，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不管怎样，都需要相信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PS1: 电影里有个镜头是她与梁鸿对谈的现场，是看到在场的以年轻人居多。有个镜头也提到了更著名的东案

PS2: 感谢书的中文翻译名字，使得这本书可以顺利在中国出版，希望能再次翻一下电影名字，能让这部影片有机会在国内展出。

观看于HKIFF48的「黑箱日记」，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从决定公开到出书、打赢民事诉讼的这段时间，是对过去经历的再次剖析，有许多坦诚独白和真情流露，甚至情绪崩溃的时刻，观者能感同身受其中的不易，更不用说这对于亲历者的震荡。伊藤在映后谈中说，只有自己知道所有的真相，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真正直面真相的人，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必须直面一切。她在写书时关注调查真相，避免情绪化的表达，以记者的身份记录，与事件保持距离。拍摄纪录片的心态则有所不同，他者与亲历者的界限更模糊，记者的经历让她意识到为他人发声的困难，“我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事实真相已经为世人熟知时，当事人的情感表达便更有力量。影片以樱花花瓣漂在水面的镜头开始，直到末尾才知其用意。伊藤说，2019年是她四年来第一次好好地看樱花，因为当时事发在樱花季，留下了痛苦创伤。她曾写过遗嘱，说自己不会commit suicide，如果有人看到这封信，也许是遭遇不测了，然而到了后半部分，被山口反起诉诽谤后的一段自拍中，她哭着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是医院急诊的镜头。片子使用的素材只是经年累月记录的一小部分，克服痛苦与其说需要的是时间，不如说是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痕迹，声音和影像比文字能更真实地呈现当下。

除了体会伊藤本人的感受、了解她的处境之外，观众也从纪录片里窥见了日本社会在保护女性和性别议题方面的现状，对三个片段的印象尤为深刻：清一色男性的众议院会议上，一位议员呼吁关注伊藤的案件，长官粗暴打断，助手一拥而上给他解释，此时才出现了女性身影，包括两位坐在台下的记录员。报案之初一位积极调查的警员因不可说的原因被调职，后来仍然持续暗中支持伊藤，却也会在酒后的电话里“开玩笑”说要不要结婚，记得伊藤听到这话时脸上的尴尬表情，看到这我差点忍不住发出ewww的声音，可是我们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黑箱」一书出版后，伊藤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声称自己同为女性而替她感到羞耻。从社会结构到个人意识，女性完全身处于缺乏话语权、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环境不改变，类似的案件还会再发生，而正是受害者勇敢站出来，西西弗斯一般推石头，腐朽的体系才有了一丝松动的可能。

彻底改变这一切任重道远，希望像片中“打开黑箱”那样的组织越来越多，女性有更多机会倾听彼此，从“盖上温暖的毯子”一般的感受中获得力量，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那些过去被认为“社会就是这样”的言语和行为需要被纠正，错的不是女性。或者从学会坚定而直接地说“不”开始，如同伊藤和朋友们聚会练习的那样。